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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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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人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思维有什么特点?


____一个日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眼中的中国思维
 
 
许锡良
 
日本的汤川秀树(1907__1981)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由于最早提出原子核中的质子与中子是由于交换某种媒介粒子而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而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有一本科普性的随笔集《创造力和直觉____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里面对中国思维方式与西方方式有过详细的讨论。借鉴外人的眼光当成自己的镜子,也许会更有利于帮助好好认识我们自己。
自世界文明进入近现代科学研究领域后,有一个不言而喻的观点就是:近现代科学是在欧洲发源并且发展起来的。东方,特别是中国没有产生过近现代科学的东西。日本作为东方国家的近现代科学是直接移植欧洲科学文明的结果。东方,包括中国、日本、印度,他们的传统文明不仅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而且甚至不利于接受近现代科学。中国人的思维中缺乏逻辑,日本人的思维接受西洋文明后才变得有逻辑。而印度是东方古代文明中少有的具有逻辑的一个文明古国。但是,这些地方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
 近现代科学首先是要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具有分析的思维,其次是要建立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有寻找规律的动力,而这个动力来源就是来自于对世界奥秘探究的好奇心,及由此产生的宗教,对神的向往与想像。近现代科学发源所具备这些条件,中国文化中都是不具备的。但是,由此就认为中国人思维特点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点帮助也没有是不公允的。
那么中国人的思维在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方面有哪些帮助呢?中国人的思维有比较强的直觉思维能力,这种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上十分有帮助。西方的科学重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注重方法与技术上的操作与实验,要求用精确的数字来把握所认识的对象,同时通过归纳法概括出一般性的原理与规律。特别是在伽利略与牛顿时代,思辨的、演绎的人们和技术的、归纳的人们建立了紧密联系,使得这些科学家们既是实验家,又是理论家与思想家。但是,中国人的思维基本上说是浑沌的、粗疏的,同时也是凭直觉性的整体性把握事物。这种整体把握如果是建立在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归纳的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当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后,那种仅仅靠分析性与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达到技术进步与新的科学发明就不太容易了,这个时候古代那种思辨的思维再次在现代科学中复活了,仅仅靠实验已经无法单独完成科研任务,因为“任何研究领域进步的结果,就是事实和理论之间的一个越来越大的距离:前者是直接证实了的,而后者则是解释事实所必需的”(汤川秀树著,《东方思考》)。但是,如果单独存在则不可能产生近现代科学,而且也无法帮助在科学上有新的发现。另外,再加上“中国文化往往是崇古的___无论是从好的意义上还是从坏的意义上说都是保守的”。(汤川秀树,《东方的思考》)在科学发明创造上有着先天性的不足。
科学思维,既需要有数量的分析,以实验作为基础,观察与经验也同时不可缺少。同时科学发展到一定时期,抽象思维与想像力也越来越重要了。科学越是达到高尖精的程度,越需要使用抽象思维能力与想像力。但是,中国人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严重不足,第一是不习惯用实验与数据分析,第二是缺乏抽象思辨能力与想像力。“在这些方面,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不能说是擅长的。他们不懂彻底的理性主义。”但是,中国人擅长的是“直觉”,直觉思维的长处就是能够在整体上把握事物。科学发展到现在直觉是越来越重要的。甚至“唯一的道路就是直觉把握整体,并且洞察到正确的东西。换句话说,这里更重要的与其说是铲除矛盾倒不如说是在整体中发现和谐。”(引文同上)抽象思维能力比较缺乏,真正纯粹理论性的东西不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兴趣。而且中国人的思想也没有表现出纯粹理论的兴趣,缺乏严密的逻辑。而“直觉”又只有在一向被忽视的新事物浮现出来时,才能够有真正的创造。
科学研究中既不能够没有观察与实验,同时也不能够没有想像力的作用。因为有时若隐若现的事物还缺乏统一性的时候,凭想像,凭直觉都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我们只能够凭想像与猜想,然后再去验证。但是,中国人的思维的一大缺陷就是严重缺乏想像力。虽然在《西游记》与《庄子》中不乏高度而丰富的想像力,但是,中国文化总体来说是缺乏想像力的。他们只顾及世俗的东西,特别是可以享受的东西。日本人的想像力也不是特别丰富。这也许是东西方的差异之一。
中国人的思维的另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害怕犯错误。但是,就理论物理而言,“当回顾理论物理学的历史时,我们说得过分一些几乎可以称之为错误史。在许多科学家想出乴有理论中,大多数是错误,因而没有生存下来。只有少数正确的理论才继续生存。”一个害怕在探索中犯错误的文化是不可能会有什么进步的。在这一点上英国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也有过类似的论述:“科学是可以犯错误的,因为我们都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人们尽可以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摈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的、猜测的:它们都是试探性假说,而且永远都是这样试探性假说。”可惜,中国人不明白这个科学的道理。他说:“据说中国流行的生活态度都认为犯错误是丢面子的。如果这确实是真的,那么根据我对科学的看法就要要求改变这种态度。甚至应当代之以另一种相反的态度。如果有人发现了你的一种错误看法,你应当对此表示感谢;对于批评你的错误想法的人,你也应当表示感谢,因为这会导致改正错误,从而使我们更接近于真理。.....我无法判断那种认为犯错误就丢面子的态度是否真是中国人民的性格。”“这种态度是同科学态度不相容的。”(选自卡尔.波普尔著《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中文版前言。)波普尔与日本的汤川秀树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看法十分相近。可以看成是中国人的一面很好的镜子。
 中国人除了直觉思维外,还喜欢用类比的方式思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的一个领域。表现类比的最古老形式就是比喻。在许多事物中,古代思想家的论证都依靠类比或比喻。”(汤川秀树,《东方的思考》)中国人缺乏彻底的理性精神,也就是在说明事物的时候不会深入细致地找到建立在逻辑上分析上及实验数据上的确凿证据,在这个基础上寻找因果关系,而是满足于把事物之间的关系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作个类比。比如,人为什么要有等级?因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为什么要有男尊女卑?因为男人是阳,女人是阴,阳为太阳,阴为月亮。其光芒与热量是不同的。人为什么生病?因为人体内的阴阳失去了平衡。人的体征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金、木、水、火、土之类,他们生克相生。在整体上把握的同时,中国人的思维是满足于一种粗枝大叶,似是而非的整体状态。
另外,中国人发明创造少,与中国文化强烈的尊古倾向是密不可分的。“特别说来在中国尊古倾向是过于强烈的。”强烈的尊古倾向,意味着缺乏发现的意识,也缺乏增殖新的东西的愿望。一切依照古制,崇尚古人,却不知道古人也是会犯错的人,他们有时偶然的一个发现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在缺乏逻辑分析,缺乏实验验证,缺乏有所创新的意识的情况下,一个古老民族徘徊不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保守与崇古并不意味着必然就是坏的,有时就人的生命来说,文化总会带有某种古老的情怀。但是,就科学而言,创新及有所发现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也是科学的生命之所在。
中国人改善自己的思维方式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西方开放,引进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从而发挥自己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
2008年5月13日

篇二:[人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思维特征


思维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产生科学。概而言之,中国之专制和愚昧,以及今日之种种异端,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因此,再说中国人是全世界的异类之前,先要搞清,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具有科学精神的西方人比较,有什么特点。即:中国人有怎样的思维特征。 
根据我的思考,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可归结为四点:1,类比;2,联系;3,大局观;4,循环论证。不是说,这就是中式思维的全部了。而是,和别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复了。例如,季羡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是综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已有很多人引用,并加以论述了。本文,就不再引述了,但这不说明我不认同这种观点,相反,对季老这一发现,我是完全支持的。季老的其他言论,我可不同意,否则,就犯了中国人“联系”的毛病。
为论证我的观点,写了三篇文章,分别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一、二、三》,有关“循环论证”,由于,在《儒学何以看上去“博大精深”》中,已有不少文字,故,也不再赘述,免得多占篇幅浪费读者时间。
一.类比
如果说,思维方式是分析问题、探究真理的工具,那么,中国人最多运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无疑是类比。类比之多,随处可见。但,为了严谨,本文采用西方的归纳法,来列举并证实类比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 
第一位是孟子。所以如此,一者,因为孟子亚圣的地位;二者,儒学后生认为,孟子善辩;也有人说,孟子像愤青,对当世不满,爱发牢骚。三者,孟子“证明”的问题,是社会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即:性善与性恶。 
孟子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果然,这个“证明”也就作为儒学理论的基石,历千年而不倒。 
孟子的“证明”毫无根据,本经不住推敲。水性与人性,有何关联?如孟子的“证明”是成立的,则“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也成立。如此,人性之善恶,依然是一个悬案,而不是宣判为“性善”的定案。但儒学体系恰恰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上的, “性善”之论证,却如此草草。“性善”立不住,古往今来的儒学家,苦心经营的儒学大厦,岂不是千疮百孔的“烂尾楼”吗? 
声明,此发现,我是从王小波那里,学的。王小波是否第一发现者,我没考证过。
第二位是庄子。庄子很逍遥,在他看来,最逍遥的莫过于天上的鲲鹏,“大鹏展翅,不知其几万里也”,和孙猴子一样,无法无天,无边无际。次一等,是水里的鱼。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和名家惠施在濠水岸边散步。庄子说:“你看,河里那些鯈鱼,舒鳍摆尾,多高兴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鱼,本来也不了解鱼。” 
孟子是一个人的独白,庄子和惠施则是两个人的舞蹈。当然,庄子和惠施之辩,远比孟子高明。孟子将“人性善”与“水就下”捆在一起,也不论行还是不行。惠施则反驳庄子: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鱼?换言之,人和鱼是不可类比的。进一步,类比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可用,何处可用,值得研究。 
有一段关于汤武革命的辩论,异常精彩。
《汉书儒林传 辕固生传》记载: 
辕固,齐人也。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遂罢。 
译为白话,如下: 
辕固生是齐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人。山东乃孔孟之乡、儒学发源地,所以,辕固是儒家一派的。 
辕固对《诗经》很有研究,汉景帝时期,在朝廷当博士。
一天,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上了。
黄生说:“商汤和周武,并不是奉什么天命,而是杀害夏桀和商纣的凶手。” 
辕固说:“不对。夏桀和商纣,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祸乱天下,坏事做绝,人心失尽。民心皆归汤武,汤武替天行道,顺应民心而杀掉桀纣;人民不用强迫,自动归顺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为帝王,不是受命是什么?” 
黄生说:“破帽子,也该戴在头上;新鞋子,也只能穿在脚上——为什么?这是规矩。夏桀和商纣,虽不仁义,可毕竟是帝王;汤武再贤明,也是臣下。现在,人主有过错,臣下不是帮助他改正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过错杀死他,并取代他的位置面南而立,不是杀戮是什么?” 
辕固说:“照你这么说,本朝高祖皇帝取代暴秦,反倒是错的了。” 
本来,汉景帝在一边听着,眼见自己的祖宗高祖刘邦,也被扯上了。只好加进来,发表总结陈词。
汉景帝说:“没吃过马肝,不算没吃过肉;研究学术,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是笨蛋。”
就此打住吧。 
这是类比最为成功的思辨案例之一。也是最早对儒家所倡导的“革命”提出质疑的、颇具创见的思考。可惜,汉景帝之干涉,使之突然死亡,并且,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本文不关注讨论的问题,只关心讨论的思辨方式。不难看出,正方与反方,都极为巧妙地运用了类比,或者说“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换位思考方式。
黄生以帽子和鞋子作比,说明社会秩序之先验性、规定性和不可动摇。如果动摇,就是头上穿鞋子、脚上戴帽子,滑稽可笑。至此,辕固生被逼到了死角。不料,辕固生反戈一击,说:照你这么说,汉武帝倒是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了?杀了一个回马枪。这杆枪,不是别的,也是类比。
“革命”之辩,因汉景帝而终止。有兴趣的,可以Step By Step,继续下去。 
以上,算是第三位。
下一个,是董仲舒。都知道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创者,实际上,董仲舒还有一个很有新意的想法,借老天爷的势力来对抗皇权,此谓“天人合一”。当代人,把“天人合一”理解成环保主义,驴唇不对马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董仲舒的想法是,一方面,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间的秩序联系起来,证明天子是“天上最亮的星一颗”,而且,是恒星。另一方面,也借天象有异来规劝天子,既然你是天上的星星,那么,你的举止不当,就会引发天象的混乱,比如天狗蚀日、比如五星凌犯、比如流星坠落、比如彗星弥天等等。
“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本文关心的;本文旨在说明,“天人合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类比。古人认为:人和人构成的社会,与星体以及星体排列而成的天象,有一种严格和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某人,文章写得好,是文曲星;要在古代,我可能就是文曲星。旁人见了,会另眼相看。某人当了皇帝,是紫微星下凡。 
“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写的。他继续写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如此,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九天之上,有一个现实社会的克隆版。所谓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天上是人间的翻版,人间是天界的下凡。 
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对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间的风吹草动,都能从星象上看出来。反之,天界的异动,也一定是人世有了非分之举。要想天象正规,人们必须有所作为。 
《后汉书·严光传》记了一个故事:刘秀当了皇帝,把少年同伴严子陵接到宫里,谈了一天。晚上,留严子陵同榻而眠。严子陵熟睡之后,把一只脚搭到刘秀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我和严子陵睡在一张床上,罢了。
汉光武帝和严子陵,是两个星座;两个星座之间的联系,是一只脚搭在另一个星座的肚子上。汉光武帝坐镇紫苑,星光灿烂;严子陵在皇帝肚子上动作,正应了客星凌犯。 
李约瑟说:“天文与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不过,这种学术,并不是要观察星系和宇宙,也不是关注时间和空间,而是,以简单的类比思维,由天变推演人事。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天人合一”所反映之类比思维,并不是董仲舒一个人的,也不是只在汉代。秦汉隋唐,两宋明清,以儒学为看家学问的士大夫阶层,已将类比固化为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士大夫阶级关于自然、社会、人伦道德和制度法律的思考和判断,无处不显现着“类比”的影子。 
沿袭这一思维模式的下一个大人物是朱熹。朱熹的“理论”并无高明之处,思维模式也是类比。只是,朱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这个“理”,不是人世的,而是上天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不是多元的,而是唯一的;不是变化的,而是宇宙间唯一不变的根本。 
在儒家学派看来,朱熹绝对是集大成者,对儒学之发扬光大立下大功一件。其实呢,朱熹之前的前辈们,在天和人之间,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欠缺的,是一个更高级、更空虚、不可证伪、更不可证实的概念,把“天人合一”的说辞装进去。
这个容器就是“理”。 
天上有“理”,人间有“礼”;“理”是上天、自然、自古以来的大道,“礼”是人、社会、迄今为止的规矩。“理”统御一切,“礼”覆盖众生;朱熹说:万物莫不是一个理字;《论语》有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朱熹说: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上天之“理”,是先于一切、统御一切、压倒一切的绝对真理。以此推理,社会之“礼”,不也应具有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吗?朱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想把“礼”的基础做扎实了吗?朱熹的用心,不过如此;以自然比附社会,由万物延伸至人类,人伦模拟物理,“礼”制模仿天“理”,其中心,不就是一个反复使用的类比吗? 
如果说,“天人合一”有一点神秘性、高端、仅限于为儒学寻找理论基础、为皇权树立规矩的话,“家国同构”、小家大国、“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则是儒家学说组织上的保障,是深入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影响每一个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重要观念。也是儒家学说虽然简陋不堪、错漏百出、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唯一原因。可以说,“家国同构”的观念不破,儒家学说将永远不败。 
国,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家国家国,有了家才有国;国家国家,国,是我们共同的家。齐家治国,治家的理念和方法,也一并拿来,用于管理国家。家,是未来美高梅娱乐平台的试验场和人才培训基地;家之孝子,国之忠臣;家之栋梁,国之良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如此看,“家国同构”,像是无可置疑。
家国同构的表面一致性,迷惑了所有人,使得我们轻易放弃了思考和追问,就信了。实际上,“家国同构”根本经不起推敲。略作分析,其大不同就露馅了。 
家,是小规模的;国,是大规模的。一个组织,当规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管理模式,必然随之变化。否则,管理就失效,组织将崩溃。此其一。 
家,是基于血缘的,是封闭型社会组织;国,是非血缘的,是开放性社会组织。家,是熟人社会;国,则是一个陌生人构成的社会。熟人之间的交易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规则,能类比吗? 
家,是利益共同体;国,是非利益共同体。家,由于规模小,彼此血缘紧密,使得家庭和家族,往往也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便如此,当家庭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难免出现利益纷争,如《红楼梦》里的容宁二府,利益显然是不一致的。国,则不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的不同种族、阶层和地域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利益冲突。利益一致性组织和利益不一致的组织,能类比吗? 
最关键的,是家之权力制衡是隐含的、内置的;国,没有与家类似的制衡机制。没有内在制衡机制,却要实行“家”之管理,“家天下”岂不总是左支右绌、矛盾丛生吗? 
家之内在制衡机制是什么?是血缘.“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显然,家的决策者是家长一人。传统家庭之家长,是很独裁的,说一不二,不容置疑和辩解。《红楼梦》里的贾政,对贾宝玉也是痛下狠手的,但是,再狠,贾宝玉也是他儿子;再狠,贾政也是有底线的,也不能真把贾宝玉打坏了、打残了,更不要说打死了。在此,贾政是独裁者,对抗独裁的,是贾宝玉身上流淌的贾家的血液。这是内在的、隐含的,无可更改的,同时,它也能最有效地制衡独裁家长。打死儿子的,不是没有,但要是和杀戮大臣如割草芥相比,则不可同时而语了。 
国之独裁者,是皇帝。皇权至上,拿什么制衡皇权呢?除了大臣的屁股,就是脑袋了。秦始皇以来,无数大臣死在皇帝的权杖之下。所以,伴君如虎。仅朱元璋,就成万地屠杀大臣。他还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清君侧”——不但为自己清,还为将来即位的建文帝清。有一次,建文帝劝他少干那些缺德事儿吧。朱元璋就把一个花椒树枝,扔地下,叫建文帝捡;建文帝一拿,刺儿扎手,缩手不捡了。朱元璋哈哈一笑说:孙子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杀那么多大臣了吗?那是剔刺儿啊!为你,也为我。
家和国,看着很像,实际上,却有本质不同。“家国同构”是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基石,是类比思维最广泛的应用之一,在我看来,也是谬误最大、遗毒最深的。家和国,是人作为家庭和社会分子须臾不可离的中心环节;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中国人深受儒家之影响,以“家国同构”为依据,试图由家及国构建一个人人满意的大同世界。结果是几度奋斗,几度失败;努力得越多,失败得越快;投入的越大,损失得越多。反思再三,难道不是“家国同构”这个根基有问题吗?要是“家国同构”立不住脚,难道不是类比思维有缺陷吗? 
下一个问题更基本、更常见。 
死,是人生的必然,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一个人逃得过,没有一个人不得不随时面对它。中国人如何看待死亡呢?将生比死。一个人是如何活着的,他也将如何死着;生前享受什么,死后也享受什么。生前享受不到的,死后也要补上。 
秦始皇兵马俑,最有代表。秦始皇几乎“把一切都带走”,地下所有,是其生前生活的再版。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必然是,秦始皇认为:死后,人将过和阳间一样的生活。他在阳间退位了,但还要在阴间上任。阴间的山川道路、宫殿车马、风花雪月和衣食住行,一样也不能少。阴阳映照,互相对称,只是隔着一层黄土。 
秦始皇并非始作俑者,更早的曾侯乙墓葬,九鼎八簋,整整齐齐,和五星酒店自助餐的食器排列,一样。估计生前,曾侯也这么摆,也这么吃罢。形制巨大的青铜食器,无一不显摆着曾侯的霸气——通吃天下,是也。秦始皇之后,每一代帝王,也都是如此设计和建设自己的地下寝宫的。 
帝王如此,老百姓也不例外。只是,老百姓没有皇帝的财力,不能来真的,就弄虚作假。房子、车马、细软、钱财珠宝,都是纸糊的。如今,有了创新。宝马汽车、别墅洋房、电视冰箱洗衣机,iphone、ipad、平板电脑,也都化作一股青烟,向阴间报到。阴间的生活,与时俱进,和人间等量齐观、并驾齐驱。 
这是否源于中国人,生死类比的思维方式呢?窃以为是。 
还要提到中医学中的“以形补形”。对中医及其理论,我没研究过;请教过人,但可能没找对人,也可能高人不愿意教我。所以,一直含糊着,不敢下结论。肯定有这么一回事,如人参长得有人形,就大补。至于,其思维逻辑是不是类比,我不能肯定。也许是,也许不是。像是,但不能妄断。
最后,必须说一说谐音。中国人有一种特异功能,变坏事为好事;所有的坏事,都能变成好事。比如,杯子碎了,说“岁岁(碎碎)平安”。其实,只碎了一个杯子,不是两个。碎了两个杯子,才好说“碎碎平安”。以后,要是打了杯子,再有人那么说,我就再打碎一个杯子:碎碎平安,好事成双。 
蝙蝠有“蝠”气,所以,常常出现在各种吉祥图案中。私下里,没一个中国人喜欢蝙蝠。有的,估计都没见过蝙蝠;见了,必然吓得半死——蝙蝠的长相,可不是那么喜庆地。棺材,是升官发财。近年,有一种木雕非常流行:荷花上爬着一只螃蟹。初不解风景,经人指点,原来是“荷蟹”之谐音。荷花和螃蟹,和谐嘛!
以上,罗列了类比的几种表现。个数不是很多,但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 
下面,做个小结。 
据我看,类比是一种易于理解的思维方式,但其科学性,大可质疑。换言之,类比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基本是不可靠的。如孟子以水论性善,儒家之“家国同构”、“天人合一”,朱熹以“理”证“礼”,中国人将生比死等,都是经不起推敲,甚至是愚不可及的。辕固黄生之辩和庄子的知鱼之乐,也显示,类比很难证实或证伪某个问题。两个对辩,都是平手。 
这不是说,类比完全不可用。在施加较为严格的条件下,类比是可用的。但是,条件是什么?如何拟定条件?严格的界限在哪儿,都是未定的。搞清了这些问题,类比才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这也是本文的另一个用意.第一个用意是说明:类比是中国人最频繁使用的思维方式。  
二. 联系
“联系”是一种思维方式吗?不是。但是,“联系”地看问题,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这么想、这么说,也这么做。我们生活在“联系”的世界中;“蝴蝶效应”,尽人皆知;我们几乎可以不假思索地“联系地看问题”,使得“联系”脱离了思维的范畴,落入下意识的领地。
换言之,比起思维方式,下意识地“联系”,更频繁,更自然,更不易察觉,也更得心应手。在《千万,不要联系地看问题》一文,我指出:“联系地看问题”,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无处不在无时不发挥作用的“联系”,使简单变复杂,明确变含糊,黑变白,正变误,失败变成功,或相反。总之,具有反转乾坤、颠倒是非的魔力。 
 比如,于洋和王晓理,在伦敦奥运会上消极比赛,该罚。但是,“联系”到他们是世界冠军,羽毛球队又大获全胜,就不了了之了。刘翔在伦敦装模作样,大演悲情戏,照例,也该有个说法。可是,“联系”到他在雅典奥运的辉煌,他在许多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地位,也敷衍从事了。 
可见,在中国,不能 “联系”。一 “联系”,就出问题。一“联系”,是非都颠倒了。 
美国人,就不“联系”。至少,不瞎联系。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女孩叶诗文得了游泳金牌,被兴奋剂检测机构严密监视,并被BBC等境外媒体质疑(中国媒体绝对不会质疑,也不敢质疑):怎么一个小女孩,游得比男人都快呢?是不是吃了兴奋剂了啊。对此,中国人和中国媒体异口同声,说:外国人嫉妒,歧视中国和中国运动员。 
几天之后,美国男篮比赛完了,当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科比,也被兴奋剂检测机构和媒体质疑,说他在第三节连中N个三分球,是不是吃错药了啊。科比并没有不高兴,美国人民和媒体,也没有不高兴。该检测检测,该打球打球。比起中国人来,简直就是没脾气。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和媒体说:这是歧视科比,是歧视美国运动员和美国。 
同样的事情,美国人处理起来,一是一二是二。过去的归过去,现在的归现在。 
再如,阿姆斯特朗,七届环法冠军,癌症患者,励志模范,又是慈善家。这么一个先进人物,在中国岂不大书特书、大树特树吗?不。美国反兴奋剂委员会,一根筋、认死理地追查阿姆斯特朗是否服了兴奋剂,历时近十年,访问了阿姆斯特朗德所有队友,写了1200多页的报告。只为了证明,阿姆斯特朗吃药了。这时,阿姆斯特朗已退役六年,早不骑自行车了。 
新浪有关阿姆斯特朗被美国兴奋剂委员会检测出服用禁药,并被国际自联取消98年之后所有成绩的新闻下面,是允许评论的.其中,不乏阿姆斯特朗的中国“粉丝”,对于美国、对于国际自联的愤慨和不满。为了不失真,我复制几条挺阿姆斯特朗的。
这些官僚发神经了,阿姆斯特朗永远是英雄” 
你吃伟哥,一晚上都不能来两次!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朗哥没事的。 
想当年马家军不也是药罐子,EPO玩命地嗑?不过美国人没有体育总局那样顾全大局的领导,居然揭自己伤疤。
很多人吃了兴奋剂也得不了7冠王,何况还身患睾丸癌 …… 反正服用禁药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能抹杀! 
以上所言,颇具中国特色。仅就最后一句来说,我们在绝对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可以修改为:阿姆斯特朗是吃了药了,不过,联系到很多人吃了兴奋剂,也得不了7冠王;再联系上阿姆斯特朗还身患睾丸癌,那就…….
美国人,要是也这么想,也这么联系的话,阿姆斯特朗吃兴奋剂,就复杂了。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情况,很可能发生。 
但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是分析。所谓分析,就是把研究对象,从它所在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就像今日中国拆迁中最后的“钉子户”,断水、断电、断路、断气,切断它和周围的一切联系,使它成为一座“孤岛”。不过,有一点千万注意,孤岛不能是死岛。切断孤岛与外界之联系,还要保障其功能不变、运行如旧如常。同时,切掉了“孤岛”之环境,也应保持恒定,和没切割“孤岛”之前,毫无二致。 
西方人的思维,大抵如此。关注“联系”,但是,也能将研究对象,从环境中分离出来,聚焦于一点,以此为中心和界限,不及其余,即:个体与其所在的环境,是分开的,各自独立的。正如下落的苹果,要搞明白它为什么落地,首先要把苹果和风雨雷电、树木土壤、花园草地以及牛顿居住的乡间别墅,隔离开。再看,悬空的苹果是在何种外在因素影响下,坠落的。
中国人的思维,复杂得多。以中医为例,你若说心口疼。在老经验的中医看来,一定不是心脏的毛病。五脏与五行,有一个对应关系:肺属金、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肾属水。五行相生相克,木生火,则肝藏血以济心;水克火,则肾水可以制约心火亢烈。现如今,心脏有问题,“联系”地看,一定是肝脏和肾脏有毛病;肝脏和肾脏有毛病,又是脾肺不济引起的。脾肺不济呢,又是心脏惹得祸。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到底哪有了问题呢,不知道。老中医看来,五脏六腑,没一样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大儒治国,小儒治病。传统中国,学科不分,浑沌一气,使得“联系地看问题”不仅在中医界根深蒂固,就是一般大众、平常百姓,也是习惯性地“联系”。以我之见,可以归为:时间联系性、空间联系性和因果联系性三种。 
先解释一下,“联系”在本文的含义。 
“联系”是指两个事物之间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的一种状态。实际上,中国人“联系地看问题”时,“联系”并非字面意思,而隐含着“相关事物一致”的内涵。以刘翔事件为例。2004、2008和2012年的刘翔,不是一个刘翔,不能一概而论。可是,2012年,在伦敦作假演戏的刘翔,还被媒体赞誉有加,就是“联系”2004年的辉煌,是“时间一致”的,即:以前是好的,以后也是好的;以前是坏的,以后也好不了。前后一致,不变。 
但,中国人暧昧,中国语言也暧昧,“联系”虽有“一致性”的默认值,可是,人们都不说破,也不用“一致性”替代“联系”。我也随俗,从众。
为此,我特地指出“联系”在本文的含义是什么,避免歧义,请读者注意。
1.时间联系性
在繁杂无序的自然和人类行为当中,时间是一条最清晰、最坚固的线性坐标。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个特定时点上;时间之外,茫然无着。于是,时间就成为过去和现在、今天和未来之间当然的连接线。今天之一切,源自昨天;明天之所有,尽由今日。如此,“时间联系性”——下文,称为“时间联系主义”——时间联系主义,就有了一个解释历史、逃避现实的最妙武器:今天中国之恶,都是历史造成的;而要改变它,改好它,只好留待明日,和我、和当下无关。所谓:历史中发现问题,发展中解决问题。反正,是没今天什么事儿;反正,是没我什么事儿。
“时间联系主义”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啃老”——躺在祖宗的账本上,吃利息。开口闭口都是:五千年文明、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祖上的光荣、盛世的繁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根正苗红、革命事业接班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等,都在讲古老的故事,都在听动人的传说。 
实际上,时间坐标上的任意两点,并没有任何联系。有,也不是必然联系。五千年历史,并不能成就今日辉煌;祖上荣光,也不意味着今日风光。老革命,可能会以反革命收场;反革命,也许会晚节流芳。 
近读南岳先生《南渡北归》,弄清了一个史实。拿来,证明“时间联系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张自忠是抗日名将,是二战时期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五星上将。为了纪念他为国捐躯,北京有一条路,以他命名。也因他后来抗日有功,其早期不光彩的历史,少有人提起了。不过,在我看来,张自忠早期的耻辱史,并不能抹煞其光辉;同样,他日后一战成仁、功勋卓著,也不能掩盖其劣迹。只是,在中国人的思维定式中,日后成大器者,幼年必有征兆,如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至于真龙天子出生前后之祥瑞,更是不可胜数了。 
张自忠的劣迹,是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当时,主政北京的是国民党第29路军军长宋哲元,除去军职,宋哲元还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两职,独揽北京、天津、河北和察哈尔两省两市军政大权。张自忠是宋手下得力干将,任三十八师师长和天津市市长,驻防天津附近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 
卢沟桥打响后,宋哲元在战与和之间摇摆,既摸不清日本人准备全面侵华之意图,也不听南京政府与日开战之命令。幻想私下与日本人讲和,以一己之力挽救华北危难,将中日从战争边缘拉回来。可是,弱者是没有计谋可言的。日本人早谋划好了,先煽动张自忠逼宫宋哲元,再利用更软骨头的汉奸,代替张自忠。
张自忠一介武夫,以为日本人看中了自己的能力。想借此机会上位,一举成为华北片的老大。于是,他违抗宋哲元命令其坚守天津的军令,擅自跑到北京宋哲元府上,和宋哲元说:有人说,委员长(宋哲元,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人不会再打。宋哲元面色苍白,手书: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就这样,张自忠在日本人以及汉奸的诱惑下,脑子发热,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此时,二十九军已经败退,平津失守。没有军队当靠山,张自忠在委员长的位子上,岂能呆得住? 8月18号,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宣布解散。委员长张自忠化了妆,灰溜溜地由北京至天津,乘船到烟台,再乘火车抵济南。蒋介石闻讯,指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将其扣押,解送南京。
之后的故事,人所共知,不再多言。 
借这个史实,是要证明,“时间联系主义”,没什么根据。以前好,不代表以后好;以前坏,也不代表一直坏。反之,以后坏了,也不能证明以前就是坏的;以后好了,也不可以借以说明以前也是好的。有人会说:张自忠事件恰恰是“时间联系性”的证明,要不是他早期变节,也就不会有其日后之异常勇猛;其后来的战功和为国牺牲,正是要弥补早先的过错,是戴罪立功和赎罪,能说没有关系吗? 
这正是我要解释的。 
在“时间联系主义”的思维模式中,所谓“联系地看问题”,就是前后一致性。即:以前如何,以后也如何;以后如何了,以前也是那个样。这种思维带来的恶果是,一个人一好百好,找不出一点毛病;一个人一坏百坏,没有半点好处。张自忠事件,恰恰表明这种思维是毫无根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前后一致的人,并不多;不一致,反倒是正常的。张自忠只是前后反差太大的一个特例,而已。
2.空间联系性
空间联系性,有两大表现:第一,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是坏蛋,则你的圈子也好不了,就像黑社会,没有一个好东西。株连九族,就是这种思维的集中表现。只要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因错获罪,整个家族都要为此遭受惩罚,抄家灭族,斩草除根。
到了大明朝,株连更是登峰造极。邻居之间,也负有相互监督、揭发、告密、检举之职,人人自危,互为敌人。全社会笼罩在极度的恐惧之中,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别说什么创新和发展,命都难以自保!朱棣以“清君侧”为名打进南京之后,劝降学界首领、名士方孝孺,可惜,方孝孺不买他的帐,拒不称臣。朱棣就来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诛十族——九族之外,方孝孺的学生,也杀个精光。 
九族以及方孝孺的学生,为什么获罪呢?有根据吗?没有。有的,就是他们和方孝孺认识、有联系。这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就成为他们的罪名,断送了“卿卿性命”。如果,不“联系地看问题”,把每个人当作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为自己、也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株连是不成立的,株连九族、十族,更是荒谬愚蠢透顶了。
这种思维绝迹了吗?没。 
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完之后,彭德怀从会场出来,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过一句话,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只有张爱萍一人表示不在乎,有的人宁可晚回北京也要等下一班。” 为什么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彭德怀呢?因为,中国人特别爱“联系”,又特别地怕“联系”。
第二,人和事之间的联系。比起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将人和事联系起来,混为一体的思维模式更为普遍,危害也更大。人,是一个矛盾体,也是最易发生变化的。人都会犯错误,也会做坏事;也会有善心和善行。可是,人事一体的思维,将人截然地划分成好人和坏人,甚至不同的阶级。好人,就不会做坏事;坏人,也不会做好事。工人阶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就该成为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削压迫工人的,坏话说尽,坏事做绝,必须推翻和打倒。
于是,在中国,肯定或否定一个人,都是全盘的,决不会是局部或是部分的。一个“坏人”,其言、其行,其学术、其思想,全都反动透顶,不可接受。言语、行为、学说、理论之对错,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是谁说的、谁提倡的、谁证实和采用的。要是“坏人”或“敌人”用过的,则不经检验、直接放倒。“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全盘西化”、“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普世价值”,以及“五不搞”等等,都是这种思维的直接反应。 
更有甚者,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也不想想,要是敌人聪明一点,将计就计,故意把他们厌恶的,当成他们热爱的,如垃圾;把他们热爱的,当成他们厌恶的,如生命和自由。怎么办?我们岂不是要上一大当吗? 
若干年来,中国人就这么被洗脑,以为:凡是资产阶级的,都是大毒草;吃了,就会死人。其实,资本家的糖果,也是糖果,也是甜蜜蜜的。资本主义的苗,也是苗,也是开花结果的;社会主义的草,也是草,只能喂牛羊,不能饱胃肠。资产阶级的自由,也是人的自由,断不是奴才的枷锁。社会主义的专制,也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绝不是什么好玩艺儿。
群众也就罢了,毕竟认知能力有限。可是,知识分子群体,也是人、事不分的。 
中国学术圈,有一种很搞笑的手法:不辩驳观点,而是先妖魔化对方。以妖魔化人品,替代学术讨论。最典型的是方舟子。方舟子在国内,揭了很多人的老底,使他们很不爽。于是,这些人就起来,攻击方。他们攻击方,不是说方舟子说错了什么,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说方舟子人品不好,骗了谁谁的钱财,白得了哪个单位的好处,被哪个单位解聘了,蓄意报复等等。 
这是啥手段?人事不分也。
人事不分,还有两种衍生类型。其一,人和单位不分;其二,人和职位不分。“宰相府里七品官”,是人和单位不分的代表。本是看门的,却因为在宰相府当差,俨然成了老爷。自己没本事,混了一个好单位,于是自我感觉良好。见人就说:我是北大的,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我是清华的,我是国开行的等等。 
有个笑话,能帮助我们体会一下这种人的心态。话说某公,名片上印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书记厂长一肩挑,名字就叫王二蛋。 
人和职位不分,更是中国特色。张厂长刘总裁李主席周总理毛教授,王总胡处刘院韩秘曹太尉高衙内等等。人,是次要的,职位是主要的,人是职位和职权的附属品。可是,有些人偏不以为然,把人们对职位、权柄、资源和利益之追逐,认为是对他个人之敬畏。在位时,宾客如云;下野后,门前冷落。并非人情淡漠,实乃权力之惑。但多少人,不解其宗。
3.因果联系性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没有无果之因,也无无因之果。但是,因果之天然联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具有必然的一致性。换言之,有了正确的过程,未必有正确的结局。反之,亦然。 
现实是,中国人常常以结局之正确,反证过程之合理。“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逮住老鼠是结局,至于,是谁逮住的,如何逮住的,是自己抓住的,还是从他人手里掠夺的,在所不计了。更可怕的是,刑讯逼供。只要“犯罪分子”招了,认罪了,手段是否合法、是坐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水,都全然不顾了。为什么?用结果反证手段,是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立足点。
因果一致性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成败论英雄”。其逻辑简单而荒谬:你说这个人,混蛋;他说,混蛋怎么会成功呢?你说刘邦是个流氓,他说流氓怎么会当了皇帝呢?你说朱元璋是个魔鬼,他说,魔鬼怎么能登上金銮殿呢?有人说,唐骏的文凭是造假的,他说,唐骏成功了,他不需要那个文凭,也能成功。我说,韩寒是个骗子,他说,即使他骗了,他也是成功的。 
下面,引一段我和学生的对话。为保持原貌,标点,也没改。 
我:我微博有关于韩寒,作假的文章,方舟子写的 
Michelle:好吧,……其实,我是支持韩寒的
Michelle:虽然,我没读过他的书
Michelle:但是觉得他很个性哈~
 
我:所有的骗子都很有个性
我:是啊,所以,才叫你们看
我:很多年轻人,都被个性所迷惑.殊不知,那个骗子集团在背后数钱呢 
Michelle:其实我觉得吧 在这个年代里 即使韩寒是个骗子 那他也是成功的
Michelle:他做到了成功的骗子
我:本人不敢苟同
Michelle:现在这个社会好多事情不久这样么其实手段和途径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大家看到这个人成功了
Michelle:这还蛮符合中国哲学的 
我:如果这是贵Party的哲学 
Michelle: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觉得关系网很重要
Michelle:不仅仅是党了
Michelle:即使那些不是党员的普通老百姓 不也主页觉得么 
我:你要也是这么想 
Michelle:不也这样觉得么 
我:我就觉得可怕了
Michelle:有些事情我看清楚了不代表我会那么做嘛~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学生所言,令我大吃一惊。为了表示我的惊讶,我在其豪言上作了标记,都是黑体加下划线。 
读者各位,请看仔细了。我们再一起分析一下子。 
首先,“骗子不可怕,骗也不可怕”,怕的是自己不能成功;要是成功了,就是骗,也无关紧要了。“手段和途径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大家看到这个人成功了”。只要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可耻的过程,就可以被洗刷干净了,就不那么重要了。
再有,“这还蛮符合中国哲学的” 这位学生上升到了哲学层次。在此,哲学是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以结果反证手段。结果对了,一切就对了;过程等等,都无所谓了。 
对这种逻辑,我不是不敢苟同,而是坚决反对、彻底厌恶的。 
我有一个无懈可击的铁证,可证结果反证过程之荒谬。 
如果有一个女人,因为暴徒强奸而怀孕了。且,生下的孩子,健康茁壮,还是一个天才。如此,难道那个强奸犯的暴行,就“不那么重要”了吗?就可以宽恕他对女人的侵害了吗? 
可是,中国人总相信“成王败寇”。一个人胜了,其获胜手段,也就无可指责了。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如明永乐皇帝等。当代,则有毛泽东。多少人膜拜毛泽东啊,不为别的,只为毛是胜利者;多少人看不起蒋介石啊,因为,他丢掉了旧大陆。斯大林曾提醒毛泽东,和蒋介石隔江而治,毛泽东置之不理,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接把蒋家赶到台湾岛上。49年建国后,毛泽东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毛泽东对没有听斯大林的话表示歉意,斯大林答: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可见,以结果反证手段,也不限于中国人。只是,中国人程度更甚,而已。 
事实是,程序比结果更重要。正确的程序,虽然,未必总能带来正确的结果。但是,尊重程序、按规则出牌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反之,置程序于不顾,只会导致心怀怪胎的阴谋家、铤而走险的野心家、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和唯利是图的奸商,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并将他人和公共利益弃之如敝屣。然后,再以不择手段得到的超额利润,制造舆论,收买人心,赎买灵魂,把黑钱洗白。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景象,也是结果反证手段思维方式之害。对此,国人当三思。  
三. 大局观
“大局观”也不是一种思维方式,可是,它非常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是从大处、宏观入手的,是自上而下、由远而近、由整体及局部的。古人如此,今人依然。 
我们从两个维度论证,一个时间维,一个空间维。空间维的说法,不恰当,但找不到更适当的,暂时这样。有更好的,再更新。 
从古诗开始。 
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古台,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中国是一个诗词国度,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名诗佳作和数不清的大诗人。陈子昂及其登幽州,在诗词的历史上,可能说不上是最好的。不过,我以为在表现中国人的“大局观”上,最美高梅在线娱乐平台。 
且看: 
前不见古人——时间的河流,从哪儿发源?往昔不可追。 
后不见来者——时间的长河,将流向何方?未来不可见。 
念天地之悠悠——无限空间。 
独怆然而涕下——聚焦个体。 
不妨,闭上眼睛默想一下。陈子昂是否像一个高超的电影导演:先把镜头指向遥远的未来,然后,一步步地拉近,最后,一个特写,结局呈现。时间上,由远而近;空间上,由大而下;无限时空,只是一个场景,只是为唯一的焦点作铺垫。 
不要以为这是特例。古诗中,如此手法,比比皆是。
柳宗元之名篇《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否异曲同工?差异是,《江雪》只有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不明显。 
再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白日与黄河,都远在天边,是远景。只有鹳雀楼和登楼之人,才是近景。空间之递进关系,非常明显。 
更有甚者,李白之名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之源,在青藏高原念青唐古拉山,入海口在黄海,直线距离有三千公里之遥。白诗之意境,就像宇航员在外太空俯瞰地球一样,九曲黄河,尽收眼底。空间之宏阔浩瀚与无限扩张,令人惊叹。不过,不要忘记了人。人,还是焦点,是无限穹顶下的一个小黑点,而已。 
诗画一体——中国画,和中国诗一样,都有“大局观”。只是,画是静态的,难以呈现时间维,也因此,其空间上的“大局观”更为显著。 
以最有名的中国画《清明上河图》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作比——不是从技术角度比,我没那个能力。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描绘古都开封清明当天生活场景的一幅长卷。画面,从开封市郊外一望无际的田野,由远及近,逐步过渡到市中心——拱桥、河流、艢帆林立、车流如水、店铺繁多、买卖兴盛的场景。据,画中有人物五百余,牲畜五十余,船只、车、轿各二十余。其实,仅人物个数,就是一个谜。有人说,五百余;也有说,是八百余;还有说是一千六百余。后来,有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物上,放一米粒。然后,把米粒扫起来,一共是815人。应该说,这个数,比较可靠。 
别说815人,就是五百余,让西方画家去画,一辈子也画不完。《最后的晚餐》算是巨作了,加上耶稣本人,也只有十三个人物。 
如此比较,是想说明,在中西方画家眼里,人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中国画,是在一个大局里,观察人物的。人物只是空间的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环境而存在。在一个宏大的背景里,人就很小。空间越大,人物越小,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明上河图》一下子出场了八百多个人物,每个人物不过米粒大小,如此渺小,只能是环境的点缀。有人说,尽管小,每个人物活灵活现,什么笑的哭的发狂的抑郁的,都情态毕现,纯属扯淡。 
西方画,不这样。西方的人物,是单独存在的。以蒙娜丽萨为代表,西方绘画中的人物,绝对是画作的焦点,也是全部。人物几乎占据了画面的全部,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尤其,油画是不留白的,所以,感觉到人物会从画面中溢出来。背景可有可无,有,也是模糊处理的。以照相类比,可见:中国画是风景片,镜头的焦点不在人物,而在风景,显然,视野要广阔的多;西方画是人物照,镜头的焦点在人物,而不在背景,视野自然要小很多。
“大局观”,绝不只在古诗和绘画中,也绝不是诗人和画家的专利。在历史的熏陶和现实的锻炼中,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大局意识。 
识字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儒家学者,志向就更远大了,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胜吴广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再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项羽看见秦始皇的仪仗,豪言:彼可取而代之。诗圣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边的秋风瑟瑟的草屋里,念念不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饥寒交迫的草民,振臂一呼,依旧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代如此,今人自不落后。 
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准备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三年赶英五年超美”,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四个现代化、翻两番、小康,全面小康,直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哪一个也是大目标,哪一个也与系统性、全局性目标紧密相连。甚至,体育这种单纯的游戏和娱乐,也有“为国争光”、“中国好样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寓意。 
文章,是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先国际,后国内;由中央,到地方;从集体到个人,是中式文章的基本套路。这种模式,和电影镜头由远而近,异曲同工。名片上的每一个国人,也大抵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书记厂长一人兼,名字就叫王二旦”——这是一个笑话人物的名片。看了这个名片,据说,一直愁眉不展的某高层,面露微笑,自语道:中国特色。 
最后,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段文字,结束本文。
“粉碎了‘四人帮’,砸烂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思想大解放,教育革命的船天到了!教育战线的广大教职员工,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拨乱反正,抓纲治教,形势大好,让我们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在神州九亿争飞跃的年代里,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共同战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需要说明,这段文字,可不是编的。它是1978年四川省大学中专招生办公室,给阅卷老师表彰信中的一段。 
历史总容易被美化,即便是最近的历史。以此为据,一证明本文的观点,二映证历史上也有今天,也有和今天一样的事情发生过。 
四.循环论证
循环论证是中国式学术的“传家宝”,其中,精于此术者,自然是儒家的第一高手孔夫子了。《论语》中,有一段季路和孔子的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是: 
季路问孔子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对待人,就别说对待鬼神的事儿。明摆着,孔子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鬼以及如何对待鬼,可,他就用这种“太极推手”,把季路打发了。
可是,季路是一个死心眼,也不看孔子的脸色,接着问:老师,我想再问问你有关死亡的含义。孔子的办法,一如既往,他轻描淡写地说:不知道什么是生,又怎么能知道死亡呢? 
孔子这一掌,总算把季路打明白了——因为,之后,我们再没有见到季路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不但如此,整个儒学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探讨有关死亡的命题了。所有儒学家,都盯着现在和现世,好像人是一种天然的存在,中国人既不关心“人”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人类的未来将向何处去,这种处世态度,直接的后果是双重的危害,一方面,它使得中国人缺乏宗教精神,因为,对死亡的探讨,必然超越人类的理性极限,而宗教的根据地,正是对人类理性的悖反。另一方面,它也摧残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因为,对生命的探索,必然导致对人类起源的追索,这条线索,正是走向科学的必由之路。 
所以,儒家在生死问题上,是空白。填补这一空白的,是佛教。佛说,我们出生之前,有前生;活在世上,是现世;死了之后,是往生。看,这才是真正的答案。回头再看孔夫子对季路的敷衍,是不是很低级和可笑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点,孔子就做得不怎么样,“万世师表”,从何说起啊。 
不可否认,世界万物,大概都有其对立面,如生与死、黑和白、聪明和愚蠢,美女和野兽——对事物对立面的了解和掌握,应该有助于对其自身的解剖,但是,“求反”并不是寻找问题答案的正确方法。正如,懂得了“生”,对“死”一样茫然;熟悉了男人,对女人同样的无知;看清了“白”,“黑”照样一团漆黑;找到了“物质”,“反物质”还是毫无踪影。所以,孔子的回答,只能算是耍小聪明,于寻找答案,毫无帮助。但,历来的儒学家们,却为此沾沾自喜。
要是我,我就这样问孔子:“你别管我懂不懂如何事人,我只想知道如何事鬼;你也别管我懂不懂什么是生,我只想知道死亡的意义是什么?”,把孔子逼到死角,看他作何反应呢? 
孔子是循环论证的始作俑者,但并没有登峰造极,真正的珠穆朗玛是“五行生克”理论——这可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法宝,有了它,中国人终于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
五行,是水火木金土,是古人观察到的自然事物。首先,人们发现了水和土之间的关系,即:土可以拦住水;此后,逐步创造出了五行相克理论,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再胜水,正好是一个循环。董仲舒调整了五行的次序,为:木火土金水,并在五行相克基础之上,演绎出了五行相生循环,这就是“比相生间相克”,即:相邻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相间相克。 
五行理论,一出世,就是有毛病的。如,金生水,怎么理解呢?古人用金属的盘子,放到月亮下面,不久,盘子里就会凝结一些水珠。这就是金生水。这个盘子,也叫承露盘。乾隆皇帝喝茶,要用露水泡。他就让40个宫女,每天用金属盘子,半夜三更在月亮地里承露。秋夜寒冷,草深风大,宫女们个个冻得身体发僵嘴唇发紫,只为了乾隆爷之“玉液琼浆”。乾隆真不愧为“五行理论”的大师。 
盘子里的水,是空气中的水分子遇到金属冷凝之后,汇集而来的。不是“金生水”,而是金接水。由此可见,“五行理论”是靠不住的。儒学家可不管这一套。“信则有不信则无”,他们将五行理论,放之海内,万事万物,均归于五行。五色无味,五音五脏,东西南北中,酸甜苦辣咸,都在其中。 
也有不合五行的,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五行专家们,就增加了一个“四时”,作为四季之外的“季节”,以与“五行”相匹配。“五行”学者,要是知道赤道附近只有雨季和旱季,又该对“五行理论”作何技术处理呢?我想不出来。
“五行理论”内含的循环论证,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彻底打入了死循环。“五行理论”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看似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实际上,则是原地打转,不能前进一步。就像一架钟摆,左右震荡,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循环论证作为一种辩论技巧,有点儿用处,毕竟可以在口头上“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对事实之澄清、真理之探求,完全没有任何益处。 
与循环论证不同,西方的演绎法,始终在追求一个唯一的起点——他们的逻辑不是“曲线”,而是“直线”,即:任何一个逻辑节点,在整个逻辑链中,只出现一次;最早的那个节点,就是逻辑起点,也就是所谓的终极真理。显然,这是一个异常艰苦的过程,“路漫漫兮”,遥遥无极。至今,西方人也没有找到这个逻辑起点,牛顿的“第一推动力”、笛卡尔“人性的光辉”,都是为填补“终极真理”的空白,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或者说,西方科学体系始终是不完美的,这个漏洞正出在其源头。 
儒学没有漏洞,因为,它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循环构造。

篇三:[人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文/千里草
  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中医是整体疗法,头疼可能医脚;五行之金、木、水、火、土构成一个相生相克的整体,对应于人体的肝、肾、脾、心、肺,也是一个系统、整体;中医认为一些穴位包含了整个人体的信息,此即符合宇宙中任何一点包含整个宇宙全部信息的全息理论。在中国人眼里,人与大自然、社会也是一个整体,此即天人合一、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中 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感性强,理性弱。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人反映哲学思考的语言也往往文约义丰,充满了随意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暗示性。传统哲学美高梅在线娱乐平台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如《道德经》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往往以寥寥数语阐述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这与中国哲学的用途有关。它为铸就有修养的“人”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为目标,只有简洁,哲学才能在民间,达到熏陶每个人的目标。
  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但常常处于捕捉现象的阶段。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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